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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截至6月13日，全省大、中型水库可用水总量40.48亿立方米，储量充足有保证，按照6月底前无有效降雨的最不利因素考虑，可放水7亿立方米用于抗旱灌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大中型水库及河道供水正常，地下水源较充沛，能够满足抗旱需求。5月下旬以来，对全省98.72万眼农田建设灌溉机井和56.85万项灌排沟渠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及时修复损坏设施，确保抗旱灌溉需要。省财政近期专门安排3000万抗旱专项资金，支持各地开展抗旱工作。

中新社济南12月17日电 题：“中国风”何以风靡欧洲百余年？

——专访意大利都灵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教授史芬娜

中新社记者 赵晓

2025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以文化艺术为媒介的各项交流活动频密开展。追溯历史，早在7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就已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而带有中国元素的瓷器、织物、装饰品等也一度风靡欧洲，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风”。

“中国风”具有怎样的特征？为何在17世纪至18世纪风靡欧洲？给欧洲思想文化界带来哪些影响？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意大利都灵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教授、都灵大学孔子学院意方院长史芬娜(Stefania Stafutti)。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17世纪至18世纪，“中国风”的艺术和文化现象以哪些载体或形式传入欧洲？影响了欧洲哪类群体？

史芬娜：“中国风”(Chinoiserie)概念源自西方，指的是西方人心目中或者说想象中的中国或东方形象，其传播载体包括带有中国元素或风格的器物、建筑、服饰等。

最早在13世纪，“中国风”传入欧洲。马可·波罗到中国旅居后带回中国器物，通过《马可·波罗游记》让欧洲人初步了解神秘的东方国度。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进一步促进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商贸活动。

至17世纪-18世纪，耶稣会士成为传播“中国风”的主力。他们不仅从中国带回瓷器、丝绸、茶叶等，还记录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对中国的看法，构成欧洲最早关于中国的文献资料。

这股风潮对欧洲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涉及社会认知、文化观念等多个维度，影响群体包括欧洲知识分子、社会大众等。例如中国瓷器在欧洲备受追捧，出现在很多绘画作品中。从荷兰等国家对中国瓷器的仿制和收藏也能看出，中国瓷器不仅是商品，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影响欧洲的艺术审美和生活方式。

在文学领域，中国故事也引起欧洲民众的关注，比如《赵氏孤儿》被改编成话剧在欧洲上演。同时，中国的建筑风格也对欧洲产生影响，一些欧洲贵族的住宅模仿借鉴中国建筑元素，宅邸中出现中国古代宫廷装饰，象征青花的蓝白配色也一度风行。

但要注意的是，彼时流行的“中国风”多数是基于欧洲人的想象，而非完全真实的东方文化。艺术家们借助传教士的文字记载和中国瓷器、画作等舶来品，把中国想象成理想化的“艺术国度”。

中新社记者：您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如何理解“中国风”？其在当时为何能风靡欧洲？

史芬娜：“中国风”是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汇。利玛窦及其他天主教传教士在17世纪至18世纪所进行的研究与翻译工作，影响远远超过马可·波罗最初产生的影响。耶稣会士的文化水平高于马可·波罗，并且他们对中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当耶稣会士到达拉丁美洲时，认为那片土地相对落后；而当他们来到中国，却发现这是一个拥有高度文明的国家。这一发现引发许多文化和哲学上的疑问，也动摇了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所坚信的一种观念——没有基督教就不可能有进步。而中国的存在正好反驳了这种看法。

从15世纪开始，欧洲进入“地理大发现时代”：许多伟大的旅行者，在君主的资助下开启海上探险之旅。探险的主要目的是发现新土地和新贸易航线，但这种文化氛围自然也激发了人们对“新世界”的强烈好奇心。

就中国而言，如前所述，耶稣会士的描述、在欧洲印刷并流传的绘画图册，以及从亚洲进口的商品，都进一步激发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

与此同时，天主教会对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大，也带有很强的压迫性。对“新世界”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们试图摆脱这种压抑氛围的一种方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上层阶级中，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有限。

此外，中国的器物和艺术品也极具吸引力，欧洲人将其视为具有商业价值的物品，特别是瓷器、丝绸和茶叶。众多商人运输贩卖“中国特产”，既获得巨额利润，也把“中国风”推向欧洲各处。

中新社记者：中国儒家思想也随“中国风”飘向欧洲，怎样影响欧洲启蒙运动？

史芬娜：17世纪末18世纪初，多位耶稣会士出版著作，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是“理性”“尊重智慧”的国度。这些著作的传播使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

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中国形象、“中国风”的关注和探讨，对构建欧洲启蒙思想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的儒家学说在欧洲曾引发诸多讨论。当时，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发现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宗教，便将儒家学说称为“孔教”，进而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一个没有西方意义上宗教的国家和种族，是否存在道德问题？是不是文明国家？中国人只跪拜皇帝和祖宗，而不跪拜上帝，这与西方的宗教规范差异明显。伏尔泰曾把中国视为摆脱宗教迷信的自由国家。

意大利学者对中国的态度呈现分化态势：保守派认为崇敬中国道德会侮辱天主教及其所教导的美德，而改革派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列举清朝康熙皇帝重农、恤民等事例，反驳保守派“中国无道德”的偏见。

此后，中国文化中蕴含的思想理念，如儒家道德观念、政治治理方式等，为欧洲的思想变革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相互理解。

中新社记者：当下，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西方艺术如何更好地交流发展？

史芬娜：当今，在全球化世界中，“东方艺术”“西方艺术”等概念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其区分的意义也在不断消减。

诚然，各国各族人民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为文化与艺术的发展带来各自独特的贡献。但我认为，未来，艺术与文化的命运将超越民族边界，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表达，而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民族的产物。我们有必要保护所有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传统，因为它们不仅是宝贵的遗产，也是面向未来的重要资源。

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民众必须学会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并相互尊重。同时，也有必要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让所有民族和所有人都有平等获取资源的机会。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但毫无疑问，艺术与文化交流可以成为消解偏见、凝聚共识的柔性纽带，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人类前进的步伐。(完)

受访者简介：

史芬娜(Stefania Stafutti)，现任意大利都灵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教授、都灵大学孔子学院意方院长、都灵大学国际交流(中国)副校长，曾任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