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能一家人票房

简介

　　公开资料显示，陈政高，男，汉族，1952年3月生，辽宁海城人，1970年12月参加工作，东北财经大学金融系货币银行学专业毕业，经济学硕士，系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

配送费比城市高但单量不稳 有时等待时间长有时配送距离长——

【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从“能送”到“愿送”，骑手如何在乡村跑得稳、留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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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服务持续深入，“在村里点外卖”已非新鲜事。外卖进村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与城市配送存在差异，面临如何扎根的新课题。对此，专家建议，应完善骑手权益保障；同时让农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得到系统提升。

“蛋糕、快餐、水果蔬菜，都能送到家门口，真的很方便！”近日，在北京读书的小刘放假回到贵州老家时惊喜地发现村里竟然也可以点外卖了。

如今，随着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互联网服务持续深入，“在村里点外卖”已不再是新鲜事。数据显示，县域生活外卖订单量年均复合增长率超40%，外卖已覆盖全国2000多个县城。

外卖进村带来了哪些便利？乡村配送与城市配送存在哪些差异？外卖进了村，如何还能扎下根？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村里也能点外卖，骑手多是本地人

“能点到城市里吃不到的家乡特色粉面和小吃。”小刘在家乡打开小镇外卖小程序，页面显示可配送中餐美食、蔬菜水果等品类，甚至还有跑腿代购。小刘发现，配送的骑手大多是本地人，对周边村落、地形都很熟悉，即使自己的地址定位在X村X组，骑手也能精准送餐上门。

记者了解到，除了专门针对乡镇市场开发的外卖服务平台，外卖平台企业也将配送服务下沉到乡村。据美团外卖下沉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美团外卖已覆盖全国所有县域市场，并进一步向县域周边的乡镇辐射。美团在全国超过1万个乡镇拥有了外卖合伙人，这为外卖进村搭建了基础信息网络。

云南普洱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宁洱镇的外卖骑手陈光祖，和当地100余名骑手分成4个班次，负责周边4个村寨的配送服务。从业9年来，陈光祖给子女在外的老人送过药品，也帮家长给孩子送过餐食。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给一位老人送生日蛋糕和鲜花，到达定位点后发现距离其实际住处还有两公里多。陈光祖赶紧电话联系了老人，并承诺送完手上的单子就立即给他送过去。“老人接到蛋糕后连声道谢，当时就觉得挺暖的。”他回忆道。

外卖进村也为当地增加了就业空间。曾经在福建等地务工的陈光祖选择回到本地就业，方便照顾两个上小学的孩子。和陈光祖一样，宁洱镇的骑手绝大部分都来自周边村寨，当地甚至还专门组建了女骑手队伍。平均月收入在4500元，远超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有的单王每月能跑到七八千元，甚至过万元。

配送费比城里高，订单量不稳定

需求增长的背后，外卖顺畅进村仍充满挑战，城乡间外卖服务差异明显，不同区域间的服务覆盖不均衡问题也较为突出。

“配送费比城市里高，赶上一杯奶茶的价钱了，不太划算。”回到江西安义老家创业的李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在村里点外卖的经历。李女士告诉记者，当时下单后，等了十分钟才有人接单又很快退单，换了个新骑手才开始配送：“前后差不多等了1个多小时。”

配送费和起送价偏高、可选择的店不多、缺少连锁品牌……记者搜索社交平台发现，不少消费者在农村点外卖时遇到和李女士相似的情况。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法研究室副主任王天玉表示，城市之所以能形成大规模外卖订单量，主要在于高密度、短距离、高效率、高标准化等因素，但一些农村地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会导致外卖配送的价格较高。

外卖下沉到乡村，也对骑手的业务熟练度、乡村道路的熟悉程度有更高的要求。

来自河北承德的骑手刘志伟专门配送从北京怀柔城区到附近村子的订单，送过最远的订单往返距离大概有30公里，曾经有过电动自行车半路抛锚的经历，因此他每次出城前都要先到换电柜换好电池。在村里送单属于“单趟跑”，取餐时同时带上七八个单子沿途送完后再空趟返回怀柔城区。但距离越远，单价越高，比如6公里以外是9元，14公里以外是20元，这样一天算下来，刘志伟挣得和在城区里不相上下。

“导航基本还比较准，但一些村里的村道不太好走，一会上坡，一会下坡，不像城市里那么平整。有些石子铺的路，电动车压上去颠簸得很。”因此，刘志伟进村时都会小心谨慎，安全第一。

此外，在一些地区的农村，骑手还面临订单不稳定的问题。与城市略有不同，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镇的外卖旺季出现在寒暑假期间。高峰期时，本地骑手孙春杰与另外3名同事全员上线，其他时段只需要一两个骑手在线。因此，他们一定程度上都属于“兼职”，“大家都有些其他工作忙活。”孙春杰说。

创新服务模式，让外卖进村更顺畅

“不用像在城里那样节奏快，也不需要抢单和爬楼。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在送餐途中看看风景。”刘志伟坦言，他更喜欢在村里送外卖，也希望外卖进村能越来越顺畅。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实践教学教研室主任陈成认为，让外卖进村更顺畅，应完善骑手权益保障。针对农村地区配送距离远、居住分散，导致配送成本高、时效难保障等问题，对接单规则设计、配送超时惩罚等规范有待进一步完善，从而达到外卖骑手权益与平台商业利益之间动态且可持续的平衡。同时，一些农村道路、网络、照明等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可能影响骑手安全与配送效率，因此，还应完善适用于农村骑手的工伤保险、意外险等保障模式。

在王天玉看来，在老龄化社会城乡结构之下，将便捷性、可及性、低成本的生活服务设施延伸到农村十分有意义。而如何让这种有意义的市场化服务能够在乡村落地生根，在创新服务模式上还有很多可想象的空间。

王天玉认为，可以参考快递进村的模式，打造社区零售的农村版，设置集中收取点，解决外卖进村“最后一公里”难题。再如，平台企业正在探索的无人机、智能车配送，既解决了偏远地区配送难的问题，又能拓展无人机维修、智能配送站点维护等就业岗位。“真正要实现的是让农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得到系统的提升，在拓展农村就业空间的同时，也为农村老龄人口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王天玉说。（工人日报）